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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研究沙龙 等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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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相继正式实施,二者共同构建了“以家庭监护为基础,以监护支持、监督和干预为保障,以国家监护为兜底”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体系,立法取得巨大进步。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为保障法律得以正确贯彻落实,依法处理实践中复杂的监护问题,为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和制度设计提供思路,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决定共同举办“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研究沙龙”系列研讨活动。沙龙活动将定期举行,邀请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一线实务人员共同交流研讨。

为更好体现沙龙贴合实际的定位,方便开展务实性讨论,现以案例形式呈现问题。诚挚邀请对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感兴趣、有研究、有实务经验的各位同仁针对案例中的法律问题各抒己见,并对背后涉及的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同时也征集其他实际案例。书面材料请发送至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并注明姓名、单位、联系方式,字数一般不超过5000字。举办方将对来稿进行梳理,从中确定沙龙的讨论主题和研究方向,并邀请相关人员参加沙龙活动。

联系人:张珩

联系方式:010-65548817,zh@cccwa.cn



案例:

A(男)和B(女)系夫妻,育有一子C(5岁)一女D(8岁)。A刚因入户抢劫而被判处无期徒刑。一个月后,B遇车祸离世。民政部门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即联系了孩子们仍健在的祖父E和外祖母F。E说:“我已经85岁,没有劳动能力和收入,靠低保度日,恐难以照顾孩子。”F说:“由于B已经离世,自己与A和孩子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不该由我来照顾孩子。”至此,C和D处于无人抚养状态。根据以上案例,讨论以下问题:

1、A被判处无期徒刑,人身自由处于被剥夺状态,已经不能亲自抚养孩子,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认为A已经没有监护能力,另外一种是认为A仍然有监护能力。结合民法典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如何解决这一分歧?如何理解“监护能力”这一概念?

2、C和D处于事实无人抚养状况,享受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民政部门为保障孩子得到日常照护,有两种工作思路:一是直接依据未保法第九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立即启动临时监护。二是先行联系并告知A,其应当依据未保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委托他人照护C和D,待A拒绝或者没有找到合适的被委托人时,再启动临时监护。哪一种思路更合理?如果A有意委托,但又没有合适的被委托人,能否委托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儿童福利机构等儿童福利服务机构进行照护?

3、如果依据未保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启动临时监护后,就C和D与民政部门之间是否形成法律上的监护关系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临时监护指的是临时监护措施,民政部门不是监护人,仅仅为未成年人提供临时安置和照护。另外一种意见认为,临时监护是一种新的监护制度,民政部门担任C和D的临时监护人,与C和D的自然监护人A并行,二者可以独立地基于未成年人利益开展监护行为。以上两种意见,哪种更合理?如果在临时监护期间,D在校伤害了同学,是否可以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要求民政部门承担侵权责任?

4、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四条的规定,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在此事件中,A服刑的这一情况是否属于“无力抚养”?如果属于,在民政临时监护期间,如何判定和落实祖父E和外祖母F的抚养义务?

5、在临时监护期间,民政部门首先将C和D安置在了当地未保中心。一个月后,C和D的舅舅G主动提出想接回C照料。经了解,C和D与舅舅G关系良好,舅舅G家庭经济条件也不错。此时,民政部门应该如何回应舅舅G这一诉求?是否需要终止临时监护?是否可以在不终止临时监护的前提下由民政部门依据未保法第九十三条委托舅舅G抚养或者安排家庭寄养?

6、A服刑期间,监狱管教民警发现其有漏罪,曾多次对D实施性侵害。经申请,撤销了A对其女D的监护资格。在考虑D的新的监护人人选时,有观点提出了四种备选:一是祖父E,二是外祖母F,三是有意愿的舅舅G,四是民政部门。分别思考如下:祖父E是否有监护能力?外祖母F没有监护意愿,能否担任监护人?舅舅G是否具有监护资格,能否担任监护人?如果最后由民政部门担任D的监护人,启动长期监护,能否依法将其送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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